制、汉朝的征兵制、唐朝的府兵制都是这么没落的，也是不可避免的。

　　匠户方面，明初时期工商业经过多年战乱和蒙古人的摧残，元气没有恢复，所以匠户上番服役加上官营手工业的方法是合适的。但到了明朝中期，事实上就没有真正意义的匠户了。早在嘉靖四十一年，匠户就已经不再轮班上番，而是改成征银，朝廷则以银雇工。

　　同样的道理，军事装备的生产和军事设施的建设，也就从徭役向“税收+雇工”的模式转变，这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。在江南这种工商业非常繁荣的地方，这种情况更加突出，大量的匠户转变成了工商业者，而朝廷的官营手工业则因为缺乏良匠而渐渐衰弱。

　　综上所述就会发现，大明的军事力量原本主要靠两种人维持，一是必服兵役、多服徭役但理论上免税的军户、匠户，二是不服兵役、少服徭役、多交税的民户。应该说，明初的“纳税”原则还是比较公平的——基本属于“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”，你要么要么当兵、多干活，要么不当兵但是多交税。

　　这种原则同样适用于明初的官员和士绅——与很多现代人道听途说的“明朝历史”不同，明朝理论上没有官绅“免税”的政策，官绅主要是免徭役，而不是免田赋等税收。而且，田赋是根据官绅拥有的土地数量来收的，符合“不服徭役就多交税”的原则。

　　但是问题在于，后来徭役变成了交钱(给官府)雇人代服役，成了事实上的“人丁税”，所以官绅免徭役就给人以“免税”的错觉。这也是为何后来雍正搞“官绅一体纳粮”，是通过推广“摊丁入亩”的模式来进行。

　　由于一部分官员滥用特权，庇护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通通不服徭役，所以明朝制定了优免的规则，大意就是你处在哪个品级，能免多少，都给你定下来，不能超过。当然，本书前文多次说过，制度这玩意儿执行越久就会越松弛，到最后制度虽然还在，但只在纸面上存在，执行层面约等于无。

　　再说田赋方面，明初能免税的仅限于一小撮京官，目的是为了对冲京官微薄的俸禄。它也有限额，免不了多少税，其性质是用有限的免税额度来抵扣少发的工资。

　　后来优免的限额逐渐扩大，到了正德年间，一品官的优免额度是四百亩，万历年间就厉害了，免税额度达到了一万亩——但始终还是有限额的，大部分官绅理论上多少都要交点税。

　　当然，像高拱那种“自辅储至参钧轴，历三十年而田宅不增尺寸”的，可能达不到交税的额度，但这种人属实是少数。毕竟就连高务实，他名下的田产都远不止万亩——虽然他买的田地都是用来搞新作物试验的，但超了就是超了，超过的部分也是要交税的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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