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载，即约莫在万历初年的价格，而明末前夕的人参价格已经暴涨至15-20两)，所以每年交易额就高达十几万两甚至二十多万两，这对于穷得叮当响的女真人来说，其中的利润如何可想而知。

　　可以说，人参贸易不仅是女真人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，更是努尔哈赤实力扩大的重要经济支柱。换句话说，此时的高务实只要扼死人参贸易，努尔哈赤的实力就要大跌，甚至出现内部纷乱，那也是没准的。

　　这种时候，努尔哈赤岂敢挑衅高务实的权威？

　　因此高务实在送走吴兑之后就直接在兵部写了信，派人走京华自家的渠道送去辽东，直接交到努尔哈赤手里了。他相信以努尔哈赤在原历史中表现出来的水平，不会看不出这其中的关键，不会做傻事。

　　你不是要韬光养晦积累实力么？可以，那你就继续老老实实呆着，现在这几年别跳出来给我惹事。至于几年后，到底是你养出的力气更大，还是我搞定了辽东最大的威胁图们汗后回头来找你算账，那咱们就骑驴看唱本——走着瞧了。

　　高务实本人对于人参的药性其实是持一定怀疑态度的，因为他记得后世的现代医学分析人参的成分后得出的结论是“与胡萝卜根差不多”，而且人参的逐渐神话过程他也很清楚。

　　中国最早有关人参药用价值的记录，见于成书秦汉时期的《神农本草经》。到了东汉末年，张仲景在《伤寒论》中，说人参“主治心下痞坚，旁治不食呕吐等”。后来南朝《名医别录》、唐朝《药性本草》、宋朝《诸家本草》、元朝《用药法象》等历代医书，对人参的药用功能都有提及，但都谈不上神妙无比。

　　可是到了明朝，人参就忽然变得厉害起来了，成了“人参治男妇一切虚症”，包括“发热自汗、眩晕头痛”，及“痎疾、滑泻久病”等。人参遂从普通中药材种脱颖而出，荣登“神药”地位。

　　方才曾说，明代以前中国人吃的人参，主要产于上党地区(今山西长治)，被称为“上党参”；其次就是辽东地区的辽东参，又称辽参。

　　早年间，人参只被视为一种普通食材、药材。比如苏轼在给朋友王定国的信中就说，“必欲寄信，只多寄好干枣、人参为望。如无的便，亦不须差人，岂可以口腹万里劳人哉。”在给章质夫的信中又说，“万一有南来便人，为致人参、干枣数斤，朝夕所须也。”

　　从这里可以看出，对苏轼而言，人参就和干枣一样，只是一种满足口腹之欲的食品，而非包治百病的神药。且他动辄托人顺路带上“数斤”，也说明这种食品在当时并不名贵。

　　当然在明代之前，也有少数人参品种被认为很名贵。比如，上党参中有一种“紫团参”，据说仅生长在上党地区的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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